她被那个面无表情的记录员带到隔壁一间稍小的办公室，由一个姓李的、看起来和善些的中年科长安排具体岗位。
最终，她被分到了机要档案室，做最基础的文书整理和归档工作。
理由很简单：新来的，底子干净，学历够用，长得顺眼，最重要的是——机要档案室，看似接触核心文件，实则都是些过了时效或者不太敏感的历史资料，属于“重要但边缘”的位置，最适合安放她这种背景简单的新人。
李科长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强调了保密纪律，又给了她一张临时通行证，让她明天一早来正式报到。
走出新政府大楼时，雨己变小。林晚星撑开破伞，深深吸了一口相对自由的空气。
她低头看着手中那张印着新政府机要处临时通行证的硬纸卡片，嘴角难以抑制地向上弯起一个微小的、带着点狡黠的弧度。
第一步，踏进来了！猎场，己就绪！
新政府大楼的机要档案室，位于整栋建筑最偏僻、最阴冷的西北角。
推开那扇厚重的、包裹着铁皮的大门，一股陈年纸张混合着灰尘、霉菌和淡淡樟脑丸的独特气味便扑面而来，带着一种时光停滞般的沉闷与压抑。
光线昏暗。几扇狭长的高窗被厚重的深绿色丝绒窗帘遮蔽了大半，只有缝隙里漏下几缕惨淡的光柱，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其中无声地飞舞。
林晚星穿着昨天那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色细布旗袍，外面套了一件同样半旧的深灰色开司米开衫，抱着一个崭新的、印着新政府徽记的硬壳笔记本和一支铅笔，安静地站在门口。
她微微缩着肩膀，像是被这庞大而阴森的景象震慑住了，清澈的眼眸里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丝初来乍到的茫然和怯意。
“小林？林晚星是吧？”一个略显沙哑的男声从一排档案柜后面传来。伴随着拖沓的脚步声，一个五十多岁、头发花白稀疏、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、佝偻着背的老头走了出来。
他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、一圈圈螺纹的眼镜，手里拿着一块抹布，镜片后的眼睛浑浊而没什么神采，像是常年被这档案室的灰尘蒙蔽了。
“是，我是林晚星。您就是张伯吧？李科长让我来找您报到。”林晚星微微躬身，声音放得又轻又软，带着十足的恭敬。
“嗯，是我。”张伯没什么表情地点点头，用抹布擦了擦手，动作慢吞吞的，“李科长交代了。以后你就跟着我，整理这些老档案。”
他指了指身后那如同迷宫般的档案柜。
“喏，那边几个柜子，编号‘民廿六’到‘民廿八’的，都是些陈年旧账，没什么要紧的。你的活儿，就是按年份、部门、类别，把它们重新整理、登记、装订。字要写清楚，本子要保持干净。”
他语速很慢，带着点敷衍和倦怠，显然对这份工作早己麻木。
“明白了，张伯。我一定认真做。”林晚星乖巧地应下，心里却飞快盘算着。
“民廿六”到“民廿八”？那是1937年到1939年，正是抗战全面爆发、上海沦陷、汪伪政权草创的混乱时期！这些所谓的“陈年旧账”，恰恰可能是情报的富矿。
日本人急于掩盖的、各方势力角力的痕迹、被遗忘的蛛丝马迹，很可能就沉睡在这些蒙尘的卷宗里。
“嗯。”张伯又擦了擦眼镜，似乎觉得交代完了，指了指角落里一张落满灰尘、桌腿还瘸了一条的小木桌和一把吱呀作响的旧藤椅。
“那是你的位置。笤帚簸箕在门后，每天下班前把地扫干净。没事别乱跑，也别瞎打听，这里头的东西，看看就好，别往心里去。”
他最后一句说得含糊，带着点过来人的告诫意味。
“谢谢张伯，我知道了。”
林晚星再次躬身，目送着张伯慢悠悠地踱回他那张堆满杂物、光线更暗的角落办公桌后，仿佛融入了那片阴影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