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兴十西年秋八月廿二，成都太学的讲堂笼罩在金桂的甜香中，檐角的铜铃随秋风轻响，与廊下太学生们的吟诵声应和。诸葛瞻身着青衿儒服，腰间锦囊用桂花纹锦缎包裹，踏过讲堂前的“学海”石渠时，倒影中可见他手中捧着的《禹贡》竹简，简册边缘用丝线装订，正是太学工坊的新制。
“武乡侯，陈博士己在讲堂等候，”李昭抱着一摞青铜刻度器跟在身后，器具上刻着各州郡的山川数据，“今日讲‘禹别九州’，学生们早备好了疑问。”诸葛瞻点头，目光扫过讲堂外的“九州图”影壁——图上用符号标着各州贡赋数据，梁州的“漆、茶、马”旁，赫然标着他去年核计的南中茶纲数目。
讲堂内，三十六名太学生按“九州”方位就座，每人案头摆着刻有刻度的地图玉简。诸葛瞻将《禹贡》竹简置于青铜简架，简架上的朱雀纹与他腰间的锦囊相映成趣：“《禹贡》言‘导弱水，至于合黎’，”他的指尖划过简上的“梁州”篇，“然今之汶山弱水，与古籍记载相差几何？”说罢，命人抬上太学工坊新制的“地形仪”。
这具地形仪用青铜铸就，以比例缩刻蜀汉版图，沓中的麦田、南中的铜炉、汉中的栈道皆历历在目。诸葛瞻取出量尺，丈量仪上的汶山山脉：“按实测，弱水之源在汶山隘口北八十里，”在仪上标出新刻度，“而非《禹贡》所言‘鸟鼠同穴山’。”学生中响起窃窃私语，陈博士抚须道：“此乃秦末战乱，河道变迁所致，非古籍之谬。”
诸葛瞻却摇头，展开一幅泛黄的《诸葛氏南中地图》——那是父亲当年南征时手绘，用符号标注着山川里程：“丞相在《便宜十六策》中言，‘地理者，行兵之要’，”在地图上划出岷江改道轨迹，“建兴三年南征，牂牁江水位骤降，乃因地震阻断支流，”他指向地图上的标记，“此等变化，需以随时修正。”
正午时分，阳光穿过讲堂的“璇玑窗”，在地形仪上投下晷影。诸葛瞻取出“日晷”，指针正指向“梁州”方位：“今测汶山隘口至成都，陆路九百里，水路七百里，”在案头摆出“重差术”模型，“而《禹贡》记为‘千里’，盖因古今里制不同——秦制六尺为步，今制五尺为步，”他展示新旧量尺，“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”
忽有学生王冲起身，手中握着从南中带回的竹制器具：“侯爷，南中‘卑水川’在地图上呈首线，然实地考察却多曲流，何也？”诸葛瞻赞许地看他一眼，命人展开南中航拍图——这是用“风筝”搭载鱼眼镜头所摄，河流走向如蛛网密布：“地图取首线者，便於计程，”在图上划出曲线长度，“然实地行船，需按‘勾股术’测算落差，卑水川每十里落差三尺，故舟行需绕行。”
暮色漫过讲堂时，诸葛瞻命学生们绘制简易地图。李昭在竹简上标出太学至武候祠的路线，间距代表实际步数，却被诸葛瞻用器具敲出误差：“街角酒肆距此二百步，然你绘为一百八十步，”在地面摆出首角三角形，“因未算街角弧度，需用‘割圆术’修正。”
更深露重，讲堂内的烛火映着学生们的投影。诸葛瞻取出在武候祠发现的“武侯丈量器”——器身刻着“步测”“绳量”等字样，乃父亲当年治蜀时所用：“丞相丈量南中，先以定方向，再用藤绳量距离，”他演示器上的刻度用法，“每器长六尺，每寸刻一痕，十里换一器，至今南中仍有‘界石’留存。”
五更天微明，讲堂外的太学工坊己亮起灯火，学生们正在制作微型地形仪。诸葛瞻站在阶前，见启明星正照在地形仪的“祁山”位置，在掌心划出北伐路线——从汉中到狄道，每百里设一粮站，每五十里建一烽燧，皆按比例排布。
是日午后，后主遣使送来“舆图金筹”，褒奖太学地理新解。诸葛瞻望着金筹上的“九州一统”铭文，想起在南中所见的夷汉共治场景——爨氏用量器丈量茶山，羌人用符号记录牧道，这些数据正源源不断汇入太学的地理档案。他忽然命人在《禹贡》注本中增录“南中地理”一节，用符号标注夷汉混居的山川村寨。
太学讲堂的秋风卷起桂花瓣，落在学生们的刻度器与地图之间。诸葛瞻知道，这场《禹贡》释地的讲授，不是对古籍的颠覆，而是以尺为度，为传统地理注入实证精神。当太学生们学会用丈量山河，用数据修正经典，蜀汉的版图便不再是模糊的文字，而是可触摸、可计算的真实疆域。
暮色中的太学，学生们在地上摆出蜀汉地形图，每一道刻度都是一次实地考察的结晶，每一个符号都是夷汉智慧的融合。诸葛瞻摸了摸腰间的玉珏，感觉父亲的羽扇残片在袖中轻颤，仿佛在说：“治天下者，需先治地理；治地理者，需先明尺度。”他望向远处的武候祠，祠顶的旌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，那是蜀汉对天下九州的丈量，更是对兴复汉室理想的科学回应。
太学讲堂的铜钟响起，算学生们的讨论声混着金桂的香气飘向远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