秤杆上的权衡
赵德顺躺在藤椅上，听着院子里机动三轮车的轰鸣声渐渐远去，看着建国驾车消失在村口，烟袋锅里的火星忽明忽暗。自从儿子接手生意，每逢赶集归来，那些皱巴巴的钞票总要一分不少地塞进堂屋的樟木箱。隔壁王婶路过时咂着嘴劝：“老顺啊，建国都成家这么多年了，还攥着钱袋子不撒手，小心媳妇有意见。”他默不作声地磕了磕烟袋，墙上的老挂钟滴答作响，像极了他心里反复掂量的算盘。
建国开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时，身上透着股和父亲截然不同的精明劲儿。遇到顾客提着西瓜找上门，质问“秤不够数”，他立马堆起笑脸，一边赔不是一边补上分量：“呦，是我看岔秤了！再给您搭个小的！”可若是没人察觉，那些偷偷少给的斤两，也就悄无声息地成了他多赚的钱。村头老张家的媳妇曾撞见他给生客称苹果时，秤杆压得比平日低半指，转头却对相熟的街坊豪爽让利。
“这小子能屈能伸，就是太滑头。”村民们私下议论。有人撞见他被顾客骂得满脸通红，却依旧赔笑递上水果，转头就在账本上多记一笔收入；也有人见他被同行拆穿耍秤的把戏，却满不在乎地摆摆手：“做生意嘛，哪有不打小算盘的？”这话传到赵德顺耳朵里，老人把老秤拍得震天响：“秤歪了，人心就歪了！”可建国只是敷衍点头，转眼又开着三轮车扬长而去——在他看来，只要钱赚进了口袋，面子和骂名都不过是生意场上的过眼云烟。
红梅确实有意见。东北娘家来人时，她想多买点肉菜招待，却总要先跟公公报账。看着母亲和弟妹们缩手缩脚的模样，她心里像扎了根刺。那天在牌桌上，李嫂子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弟妹，你这当家媳妇当得憋屈，连给娘家人买斤糖都得请示。”红梅捏着麻将的手微微发抖，牌面“啪”地拍在石桌上，惊得麻雀扑棱棱乱飞。
日子就在这种微妙的僵持中流逝。红梅依旧每天抱着孩子坐在牌桌旁，麻将声混着孩子的啼哭声，成了赵家院子里的日常。首到那年冬天，她从东北娘家回来，小腹渐渐隆起。当接生婆的喜报传来，得知是个大胖小子，赵德顺布满皱纹的脸笑成了核桃，颤巍巍地把祖传的银锁套在孙子脖子上。
村里人都说这下赵家该圆满了，儿女双全，是时候把家交给小两口了。可赵德顺却像棵盘根错节的老树，依旧牢牢守着那口樟木箱。红梅终于爆发了，在年夜饭的饭桌上，她当着全家人的面摔了筷子：“这么多年，我在这个家连个外人都不如！孩子都两个了，还拿我当防贼似的！”
赵德顺的烟袋“咚”地砸在桌上，震得碗碟叮当作响：“我攥着钱是为了谁？还不是怕你们年轻不懂事，把家底败光！”父子俩、婆媳间的争吵声冲出屋子，惊飞了屋檐下的冰棱。那夜，红梅抱着儿子在厢房哭了整整一夜，窗外的月光洒在她单薄的背上，像一层化不开的霜。
这场争吵像颗埋在土里的种子，在赵家的日子里慢慢生根发芽。赵德顺依旧每天数着账本上的收支，建国照旧开着机动三轮车走街串巷，把精明算计融进每一笔买卖；红梅继续在牌桌上消磨时光。表面上，生活还在按部就班地运转，可那杆象征着公平的老秤，在赵家每个人心里，都早己称不出同样的分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