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原上的婚约
1992年霜降的清晨，赵德顺蹲在压花厂斑驳的铁门前，骨节粗大的手指捏着旱烟卷。头顶稀疏的白发在风里簌簌颤动，像极了远处田埂上枯黄打卷的野草。机器轰鸣声裹着棉絮碎屑扑面而来，他望着西厢房里二十出头的儿子赵建国搬运麻袋的身影，眉头皱成核桃般的纹路。
在村里，二十岁成婚是再寻常不过的事。建国生着双浓眉大眼，黑红的脸庞透着庄稼人的憨厚，只是常年含胸驼背的姿态，让脊背弯成一道沉重的弧线。当他弯腰捡拾散落的棉籽时，粗布衫下蜿蜒的烫伤疤痕若隐若现——那是八岁那年留下的印记。彼时包产到户，各家置办了浇地机器，好奇的小建国举着火把凑近调试中的柴油机，飞溅的火星点燃柴油，火舌瞬间吞噬了小小的身躯。撕心裂肺的哭喊穿透平原，老赵背着浑身燎泡的儿子狂奔求医，一次次植皮手术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却在孩子背上烙下了狰狞的疤痕。
眼看着同村青年陆续成家，抱着孙子的老人们在村口唠家常，赵德顺心里像猫抓般难受。偶然瞥见早年从东北嫁到村里的远房表婶在村口唠嗑，他攥着半瓶老白干找上门：“弟妹，你老家路子广，就当可怜可怜老哥，给建国寻个媳妇吧。”表婶拍着胸脯应下，三个月后带来了消息。
“东北那边的周红梅，一米六的个头，模样俊俏，就是家里穷得叮当响。”表婶坐在赵家亮着白炽灯的堂屋里，电视里正播着雪花点，压低声音道，“她爹妈好吃懒做，地荒了大半，成天在家混日子，日子过得一塌糊涂。这次开口要一万彩礼，还放话出来，钱不到账，闺女绝对不来，摆明了是拿女儿换钱。婚后还得时不时帮衬着点，不然人家不乐意。”老赵的烟袋锅在桌上磕出闷响，盯着墙上褪色的“家和万事兴”年画，咬牙道：“行！我三天内凑齐，只要人姑娘肯来！”
接亲那日，老赵特意雇了辆锃亮的出租车，车身系着大红花，一路扬尘驶向县城车站。寒风卷着沙土拍打车窗，他坐在副驾驶上，手心沁出的汗把衣角攥得发潮。远远望见周红梅拖着褪色的行李箱站在出站口，大红色羽绒服在人群里格外扎眼，清瘦的身形被寒风一吹，仿佛随时会倒下。
赵家院里支起八口大锅，红烧肉的香气混着鞭炮碎屑飘满整条街。三十块钱一份的份子钱在礼簿上密密麻麻，乡亲们围坐在八仙桌前，嗑着瓜子议论这桩跨越千里的婚事。有人拉着赵德顺的手半开玩笑半提醒：“老哥哥，外地媳妇可不比本地的知根知底，你可得看紧咯，别让人跑了！”老赵拍着胸脯大笑，眼底却藏着担忧。
夜幕降临，村里的年轻小伙们举着手电筒，闹哄哄地涌进新房。“新娘子，来个见面礼！”“亲一个！亲一个！”起哄声中，有人举着两根绑着红枣的木棍，非要让建国和周红梅咬到同一颗枣；还有人扯着嗓子喊闹，非要新娘子唱首东北小调。周红梅的脸涨得通红，被推搡着往建国身边靠，盖头歪到一边，露出慌乱又羞涩的眼神。建国局促地搓着手，驼背越发明显，却还是下意识地往媳妇身前挡了挡，惹得众人笑得更欢。屋内白炽灯将晃动的人影投在墙上，混合着此起彼伏的笑闹声，在寒夜里搅起一团热闹的烟火气。
婚后，赵德顺特意让建国和媳妇住进村外新盖的砖瓦房，青砖墙上还留着未干的水泥痕迹。屋内添置了带花纹的玻璃窗和崭新的大衣柜，缝纫机摆在窗边，是给周红梅准备的“营生家伙”。而建国的母亲和姐姐仍住在村里的老院子，守着那棵歪脖子枣树，平日里帮衬着照看压花厂。
夜深了，喧闹的人声渐渐散去。新房里，白炽灯将两人的影子投在贴着双喜的墙上。周红梅掀开红盖头，眼角还沾着离家的泪痕，老赵把存折拍在桌上，“该帮衬的不会少，但日子得先顾好自家。”窗外，北风掠过无边无际的平原，吹得晾衣绳上的红绸猎猎作响，这场用一万块彩礼换来的婚姻，就此在平原深处悄然扎根，而关于未来的忐忑与期待，也随着夜色在平原上缓缓铺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