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琅琊贵胄：少年时代的文化浸润（303年—319年）
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（303年），琅琊临沂（今山东临沂）人，出身于魏晋时期最显赫的门阀士族——琅琊王氏。祖父王览官至光禄大夫，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，叔父王导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，官至丞相，另一位叔父王敦则为大将军，掌控军事大权。这样的家族背景，为王羲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与政治资源。
据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记载，王羲之“幼讷于言，人未之奇”，幼年沉默寡言，并未显露出特殊才华。但其家族重视儒学与艺术的传统，使他自幼接受严格的文化教育。七岁起，王羲之开始学习书法，最初师从曹魏时期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（卫铄），研习汉魏以来的楷书与隶书传统。卫夫人的《笔阵图》强调“横如千里阵云，点如高峰坠石”，这种对书法线条质感的追求，奠定了王羲之早期的艺术根基。
西晋末年，战乱频发，“永嘉之乱”后，中原士族大规模南迁，史称“衣冠南渡”。建兴三年（315年），王旷率军北上抗胡，此后下落不明，时年十三岁的王羲之随家族南迁至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。渡江之后，王氏家族成为东晋政权的核心支柱，王羲之的少年时代即在江南的文化氛围中度过。他不仅继续研习书法，还广泛涉猎经史典籍，深受魏晋玄学“清谈”之风的影响，形成了超然淡泊的人生态度。
二、仕途与归隐：在政治与艺术间的徘徊（320年—355年）
1. 初入仕途：从秘书郎到护军将军（320年—345年）
王羲之弱冠之年，凭借家族声望踏入仕途。东晋成帝咸和九年（334年），他初任秘书郎，负责掌管图书典籍，得以接触大量古代书法真迹，尤其对曹魏钟繇、东汉张芝的作品研习颇深。此后，他历任征西将军庾亮的参军、长史，庾亮曾称其“清贵有鉴裁”，对他的才学颇为赏识。永和元年（345年），王羲之升任护军将军，这一职位负责京师安全，是东晋重要的军事官职。但他对政治斗争并无浓厚兴趣，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“吾素自无廊庙志”，表达了对官场的疏离感。
2. 会稽内史：民生关怀与政治理想（345年—355年）
永和七年（351年），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、右军将军（故世称“王右军”）。会稽郡（今浙江绍兴）是东晋经济文化重镇，王羲之在此任上展现了卓越的治理才能。当时会稽遭遇旱灾，他“开仓赈贷”，并多次上书朝廷，建议减轻赋税，整顿户籍，提出“省赋役，除其烦苛”的政策主张。他关注民生疾苦，反对盲目北伐消耗国力，曾致信殷浩、桓温等权臣，力陈“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”的困难，主张休养生息。
然而，东晋门阀政治中，士族内部的权力倾轧从未停歇。王羲之的政敌王述（字怀祖）出身太原王氏，两人早年便有嫌隙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王述丧母时，王羲之作为会稽内史，本应前往吊唁，却“值王亦在吊丧，素轻述，耻居其下，便命驾去”，两人矛盾公开化。永和十一年（355年），王述升任扬州刺史，成为王羲之的上司。王羲之不堪其辱，“称病去郡”，并在父母墓前立下誓言：“自今之后，敢渝此心，贪冒苟进，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。”从此彻底退出仕途，时年五十三岁。
三、艺术巅峰：开宗立派的书法革新（330年—361年）
1. 变古为今：书法艺术的革新之路
王羲之的书法成就，在于他对汉魏以来的书法传统进行了彻底革新。汉代书法尚“质”，隶书的古朴与楷书的初创阶段均带有浓厚的金石味；而王羲之则开“妍美”之风，将书法从实用艺术提升为抒情达意的文人艺术。他兼善诸体，尤精楷书、行书、草书：
? 楷书：师法钟繇，却突破其“隶楷”痕迹，创造出线条流畅、结构匀称的新体楷书，代表作《乐毅论》《黄庭经》被视为楷书典范，唐代褚遂良称其“笔势精妙，备尽楷则”。
? 行书：融合楷书的规矩与草书的放纵，形成“不激不厉，而风规自远”的中和之美，《兰亭序》更是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，其用笔“刚柔相济，气脉贯通”，章法如“清风出袖，明月入怀”。
? 草书：继承张芝“今草”传统，却摒弃其过于狂放的笔法，创造出“字势雄强，如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阙”的新草书，代表作《十七帖》成为后世草书学习者的圭臬。
2. 《兰亭序》：文人雅集的永恒经典
永和九年（353年）三月初三，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绰等西十一位文人雅士相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举行“修禊”仪式（祈福消灾的民俗活动）。众人“曲水流觞”，饮酒赋诗，共得诗三十七首，结为《兰亭集》。王羲之乘兴挥毫，为诗集作序，即传世名作《兰亭序》。这篇序文不仅文采斐然，更在书法上达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：全文28行、324字，凡重复之字皆各具姿态，“之”字竟有二十种写法，或端庄、或飘逸、或刚劲，却无一不自然天成。唐代冯承素摹本（神龙本）至今仍被视为最接近真迹的版本，其笔意流动如“行云流水”，被唐太宗李世民誉为“尽善尽美”。
3. 书法理论：从实践到体系的升华
王羲之不仅是实践派大师，也留下了丰富的书法理论。他在《笔阵图》中提出“夫欲书者，先干研墨，凝神静思，预想字形大小、偃仰、平首、振动，令筋脉相连，意在笔前，然后作字”，强调“意在笔先”的创作理念。他还注重书法与自然的关联，认为“每作一横画，如列阵之排云；每作一戈，如百钧之弩发”，将自然物象融入笔法之中。这些理论对后世书法美学影响深远，唐代张彦远在《法书要录》中称其“论笔势则劲骨丰肌，论体制则变化多端”。
西、典故与传说：历史记忆中的书圣形象
1. 入木三分：笔墨穿透力的传奇
据唐代张怀瓘《书断》记载，晋成帝时，朝廷要在北郊祭祀，命王羲之书写祝版（祭文用的木版）。工匠刻字时发现，王羲之的墨迹竟渗入木板三分（约1厘米）深，惊叹其笔力雄健，“入木三分”典故由此而来。这一传说虽有夸张成分，却生动体现了后人对王羲之书法力度与质感的推崇。
2. 东床快婿：率性自然的名士风度
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郗鉴为女择婿，派门生到王家挑选。其他子弟得知后，纷纷“正襟危坐，以示矜庄”，唯有王羲之“在东床坦腹食，独若不闻”，郗鉴闻之曰：“此真佳婿也！”遂将女儿郗璿许配给他。“东床快婿”成为不拘小节、率性自然的象征，也反映了王羲之超脱世俗的个性。
3. 墨池遗迹：勤学苦练的象征
传说王羲之在会稽练字时，有一水池因他常年洗笔砚而变黑，称为“墨池”。后世多地（如浙江绍兴、江西临川）均有墨池遗迹，虽未必真实，却成为中国文化中“业精于勤”的符号。王羲之本人曾说：“吾少学卫夫人书，将谓大能；及渡江北游名山，见李斯、曹喜等书，又之许下，见钟繇、梁鹄书，又之洛下，见蔡邕《石经》三体书，又于从兄洽处，见张昶《华岳碑》，始知学卫夫人书，徒费年日耳。”可见其书法成就源于博采众长与刻苦钻研。
五、历史评价：跨越千年的文化偶像
1. 唐代：官方推崇的“书圣”地位的确立
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极为痴迷，称其“心慕手追，此人而己”，并亲自为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撰写赞语：“观其点曳之工，裁成之妙，烟霏露结，状若断而还连；凤翥龙蟠，势如斜而反首。玩之不觉为倦，览之莫识其端。”在唐太宗的推动下，王羲之被尊为“书圣”，其作品成为宫廷收藏的核心，唐代书法教育更以王书为范本，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等大家均受其影响。
2. 宋元明清：文人书法的精神标杆
宋代苏轼评王羲之：“永禅师书，骨气沉稳，体并众妙，精能之至，反造疏淡。如观陶彭泽诗，初若散缓不收，反复不己，乃识其奇趣。”将其书法与陶渊明的诗并论，强调其“平淡自然”的境界。元代赵孟頫力挽南宋以来的书法颓风，提出“复古”主张，实则以王羲之为宗，其书法“深得右军笔法”，被誉为“二王”之后的又一高峰。明代董其昌称：“右军如龙，北海如象”，以龙的灵动比喻王羲之书法的神韵。
3. 国际影响：东方艺术的美学符号
王羲之的书法随中华文化传播至日本、朝鲜半岛等地。日本平安时代（794年—1185年），嵯峨天皇、空海大师等皆研习王书，形成“和式书法”中的“唐样”传统。近代以来，王羲之的艺术理念更被视为东方美学“写意”精神的代表，其作品中的线条韵律与空间布局，对现代设计、绘画亦有深远启发。
六、晚年与传承：艺术基因的延续（355年—361年）
辞官归隐后，王羲之定居会稽剡县（今浙江嵊州），寄情山水，以书法自娱。他常与高僧支遁、道士许询等交往，探讨玄学与佛理，其思想更趋超脱。晚年专注于教导子女书法，七子王献之（字子敬）天赋最高，年幼时学书，王羲之曾从背后抽其笔而不得，叹曰：“此儿后当复有大名。”王献之后来开创“破体”书法，在行书、草书上别出新意，与父亲并称“二王”，成为魏晋书法双峰。
东晋穆帝升平五年（361年），王羲之病逝于会稽，享年五十九岁，葬于剡县金庭瀑布山（今浙江嵊州金庭镇）。据《晋书》记载，他临终前留下遗书，叮嘱子孙“敛以时服，不须改葬”，丧事从简，尽显名士风范。朝廷追赠其为“金紫光禄大夫”，但家人遵其遗愿，“固让不受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