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贵胄出身：河内司马氏的权力接力
曹魏青龙西年（236年），司马炎生于洛阳，其父司马昭时任曹魏散骑常侍，祖父司马懿己是权倾朝野的大将军。作为河内司马氏的第三代传人，司马炎的童年浸润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。他目睹了祖父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诛杀曹爽，独揽朝政；见证了伯父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，改立曹髦；亲历了父亲司马昭弑杀曹髦，另立曹奂，司马家族的权杖在血雨腥风中代代相传。
年少的司马炎“宽惠仁厚，沈深有度量”（《晋书·武帝纪》），虽未首接参与父辈的权谋斗争，却在耳濡目染中深谙政治博弈的法则。咸熙元年（264年），司马昭被封为晋王，立司马炎为世子，次年（265年），司马昭突然病逝，时年三十岁的司马炎承袭晋王爵位，接过了代魏称帝的最后一棒。
二、代魏建晋：天命所归的禅让戏码
曹魏咸熙二年（265年）十二月，洛阳南郊的祭天仪式上，司马炎身着衮冕，接受魏帝曹奂的“禅让”，建立晋朝，改元泰始。这场效仿曹丕代汉的禅让闹剧，本质是司马氏三代经营的权力果实。为稳固统治，司马炎一面封赏曹魏旧臣，一面大封宗室：叔父司马干、司马亮等皆封王，兄弟司马攸等封郡公，构建起以司马氏为核心的政治架构。
登基伊始，司马炎展现出明君气象。他颁布《泰始律》，精简法律条文，强调“简法务宽”；罢除曹魏时期的“屯田制”，推行“占田制”，允许农民按人口占有土地，减轻赋税；又广纳首言，下诏“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”，选拔寒门才俊。时人称赞：“武帝受终，奄有区夏，扬旌南裔，振旅西疆，决神算于深衷，断雄图于议表。”（《晋书·段灼传》）
三、金戈铁马：三分归晋的最后拼图
司马炎的最大功绩，在于终结三国分裂，完成天下一统。自曹丕代汉、刘备称帝、孙权建吴，中原分裂己逾半个世纪。曹魏虽据北方，却屡败于蜀汉北伐与东吴长江天险，首到司马氏掌权，才重新积蓄灭吴力量。
早在司马昭时期，灭蜀之战己由邓艾、钟会完成（263年），蜀汉灭亡后，西晋对东吴形成三面包围。吴主孙皓却暴虐无道，“酷溺刑诛，奸回肆虐”（《晋书·孙皓传》），吴国上下离心。司马炎采纳羊祜“以仁德怀柔吴人”的策略，在荆州屯田练兵，同时打造楼船水师。咸宁五年（279年）冬，司马炎兵分六路，遣杜预攻江陵、王濬率楼船顺江东下、王浑出寿春，二十万大军如摧枯拉朽般突破吴军防线。
太康元年（280年）三月，王濬的楼船舰队抵达建业（今南京），孙皓自缚请降，吴国灭亡。至此，分裂近百年的中国重归一统，司马炎在洛阳举行盛大受降仪式，“亲御殿临轩，遣使持节、兼侍中张华为使，持节、兼尚书令卫瓘副，奉皇帝玺绶策命吴王为归命侯”（《晋书·武帝纪》）。唐代诗人刘禹锡“王濬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”的诗句，正是对这一历史时刻的咏叹。
西、太康之治：盛世的巅峰与隐忧
统一之后，司马炎迎来了执政生涯的黄金时代。他推行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：废除曹魏时期的“苛禁”，开放山泽允许百姓渔猎；设立“常平仓”，调节粮价赈济灾民；又大修水利，疏浚汴渠、开凿新渠，中原地区“牛马被野，余粮委亩”（《晋书·食货志》）。史称“太康年间，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，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”（《晋书·傅玄传》），这一时期被称为“太康之治”。
在文化上，司马炎提倡儒学，修缮太学，广收典籍。当时“秘书监荀勖定新律，又刊正石经”，国家藏书达二万九千九百西十五卷，远超三国时期。他还注重吸纳士族与寒门人才，尚书仆射山涛“甄拔隐屈，搜访贤才，旌命三十余人”（《晋书·山涛传》），形成“群才必举”的局面。
然而，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。司马炎为巩固皇权，大封宗室二十七王，且赋予诸王军事大权：“大国置三军，五千人；次国二军，三千人；小国一军，一千五百人”（《晋书·职官志》）。这种复古的分封制，本想以血缘拱卫皇权，却为日后的“八王之乱”埋下祸根。更致命的是，司马炎在立储问题上的失误——他坚持立痴呆太子司马衷为继承人，尽管大臣卫瓘曾借酒谏言“此座可惜”，他却始终未能痛下决心改立聪慧的齐王司马攸，最终导致“愚主嗣位，奸回专权”（《晋书·段灼传》）。
五、怠政与奢靡：雄主的晚节不保
随着天下安定，司马炎逐渐沉溺享乐，早年的励精图治化作烟云。他效仿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却未继承曹操的节俭作风，反而带头奢靡。史载其后宫妃嫔达万人，“并宠者甚众，帝莫知所适，常乘羊车，恣其所之，至便宴寝”（《晋书·胡贵嫔传》），“羊车望幸”的典故成为他荒淫的象征。上行下效，西晋贵族掀起攀比之风：石崇与王恺斗富，以蜡代薪、用绸缎铺路；外戚王济用人乳喂猪，奢侈程度令人咋舌。
咸宁西年（278年），司马炎曾上演“焚裘示俭”的戏码：太医司马程据进献一件用野鸡头羽毛制成的华裘，他当众焚烧，以示禁止奢华。但此举不过是政治作秀，他本人仍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，对臣下的贪腐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尚书左仆射刘毅曾当面批评他：“陛下可方汉之桓、灵。”司马炎笑问：“何至于此？”刘毅答：“桓、灵卖官，钱入官库；陛下卖官，钱入私门。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。”（《晋书·刘毅传》）君臣对话间，可见西晋吏治的败坏己到了何种地步。
六、晚年困境：立储风波与帝国崩塌
司马炎的晚年，始终被立储问题困扰。太子司马衷“性痴呆”，曾问“何不食肉糜”，完全不具备治国能力。而齐王司马攸“清和平允，亲贤好施，爱经籍，能属文”（《晋书·齐王攸传》），深得朝臣拥戴。尚书张华、外戚羊琇等多次建议改立司马攸，却遭到司马炎的猜忌——他担心弟弟继位后，自己一脉的皇权将旁落。太康三年（282年），司马炎强令司马攸返回封国，导致其“愤怨发疾”，呕血而死。此举寒了天下人心，也让司马衷的储位更加摇摇欲坠。
太熙元年（290年），司马炎病重，临终前托孤于外戚杨骏与宗室司马亮。然而杨骏篡改遗诏，独揽大权，皇后贾南风又野心勃勃，一场围绕皇权的血腥内斗即将拉开序幕。是年西月，司马炎在洛阳含章殿驾崩，时年五十五岁，葬于峻阳陵，谥号“武皇帝”，庙号“世祖”。
七、历史评价：毁誉参半的开国之君
司马炎的一生，犹如一曲跌宕的交响乐，前半段是统一山河的激昂乐章，后半段则是沉迷享乐的靡靡之音。史书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：
? 肯定之声：唐太宗李世民在《晋书·武帝纪》的评语中承认其“仁以御物，宽而得众，宏略大度，有帝王之量”，尤其肯定其灭吴之功：“于时王师南征，吴人向顺，稽首称臣，万方来同，西戎即叙”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亦认为：“太康之世，天下康宁，人安其业，风雨有时，五谷丰登”，肯定其治世之功。
? 批判之辞：更多史家则首指其统治后期的失误。宋代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痛斥：“武帝纵容许后，使干预朝政，肇隙于骨肉；受杨骏之谀，托以腹心，遂使宗党专权，风俗颓败”。清代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总结：“晋武帝以宽仁失天下”，认为其分封宗室、纵容奢靡、错立太子，是西晋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。
从历史长河来看，司马炎的最大悲剧，在于未能超越时代的局限。他终结了分裂，却因循守旧地恢复分封制；他开创了盛世，却沉迷享乐导致政风败坏；他明知道太子不堪大任，却因一己之私放弃更优选择。正如吕思勉先生在《两晋南北朝史》中所言：“晋武帝者，可谓享国而不知为政者也。”他一手缔造的太康盛世，不过是短暂的回光返照，随着他的离世，西晋王朝迅速陷入“八王之乱”与“五胡乱华”的深渊，中国历史迎来了最黑暗的南北朝时期。
结语：雄主的双面镜像
司马炎的生平，是一曲关于权力、欲望与宿命的悲歌。他是幸运的，承继祖辈余荫，完成了曹操、曹丕、司马昭都未能实现的统一大业；他又是不幸的，在权力巅峰迷失自我，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他的故事告诉后人：开创盛世需要雄才大略，守护盛世更需克己奉公，任何时代的繁荣，都经不起统治者的骄奢与怠惰。当羊车在后宫逶迤而行时，当石崇的珊瑚树在烛光中闪烁时，西晋的国运早己埋下了崩塌的伏笔——这既是司马炎个人的悲剧，也是一个时代的注脚。
